特斯拉纽约超级工厂上周完成4MW太阳能屋顶的建造

当前中国经济基本面从质上不同于2007年的美国，而且由于各种严格限制，无论按国际标准还是按市场稳健的需要，从整体上看，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按揭贷款至今未有杠杆率过高问题。

这就阻断了国际资本向美国消费者的传递，大幅降低了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消费对美国GDP的贡献在70%以上），进而产生大量失业，实体经济恶性循环。事实上，本次对金融危机的救助行为，恰恰在加强下一轮金融危机的势能。

一旦三五年后外界条件具备，2008年前我们所看到的那种美式生活方式必将重演。二是强化与日本的合作，探讨亚元。此条倡议并非国际货币新体系的内容，但由于量化宽松政策直接导致货币的毫无控制、放弃最基本的金融常识的超发，这就使得国际货币新体系的建立毫无意义。中国是华尔街复苏的希望所在。但总体上，能够归纳出全球相通的和规律性的指标和指标运用的基本原则。

而美国享受本位币的利益（全球资本流入美国），却不履行本位币的责任（控制美元货币发行量），美元的超发构成全球货币泛滥的又一动因。在这方面，我国可以发起北京议定书，先提出一个标准，邀请各国来讨论，逐步取得全球的共识。早在2004年，北师大的钟伟教授就曾做过一个研究。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 《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报告显示，多年来，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的利润高速增长，与享受的各种优惠补贴有关。但事实求是地说，目前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思路来解决这个问题。房地产调控的目标应当是帮无房者买房，促有房者消费，买不起也租不起的，由政府提供廉租房。也就是说，尽管我国目前财政收入所占比重已经不小，但在通过再分配平衡社会利益关系上所起的作用并不大，甚至存在以再分配的方式加剧利益关系不平衡的现象。

根据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研究，中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这一比例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这当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现在中国利益关系的失衡，并不仅仅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收入分配的因素所致，而是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

除了柬埔寨、津巴布韦等国比我国低之外，绝大部分国家都高于我国。目前劳动者收入偏低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第四，财富在不同群体或个人间是如何转移的？实际上，即使是最后到了人们手中的收入，甚至包括掌握在个人手中的财富，还有一个在群体间或在个人间转移的问题，这又是影响社会中贫富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如果再考虑到财富价值变动的因素，结论就完全不一样了。

本文力图在能够搜集到的数据(包括有关研究和相关报道)的基础上，对目前我国贫富格局所涉及的主要环节做一个总体性的描述。早前有关部门的数据是，过去几年中企业利润占GDP的比重由19.0%上升到31.3%。与此同时，2010年上市和再融资合计从A股市场抽走1.01万亿元的资金。虽然土地收入不能完全看作是民间财富向国家的转移，但至少其中农民在土地上的损失是具有这种性质。

这当中有一部分会互相抵消，但我们知道，在不同地位人们人情往来中，远不是对等的关系，由此形成的财富转移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利益关系失衡的症结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至少要考虑四个方面的问题。

对民众而言，就是收入或财富的缩水。去餐馆吃饭，买单费用的5.5%是营业税和城建税。

在收入分配领域调节利益关系，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连每个社会成员真实的收入都无法掌握，能够掌握的实际上只有工薪阶层的工资单收入。其他不到40%是居民通过市场购买的商品住房。政府能够进行的调控是有限的，在劫贫济富和劫富济贫两个极端摇摆更会对社会造成深深的伤害。今年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透露，目前有30个城市投资百亿建大剧院。一瓶3元的啤酒包含大约0.44元的增值税、0.12元的消费税和0.06元的城建税。一是近年来民生投入的增加，很大比重是来自卖地的收入。

也就是说，按照我国目前的外汇管理制度，人们在出口获得美元之后，是要把美元卖给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再按照汇率印发人民币。早在2005年，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就发布报告称，在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是税负第二重的国家，仅次于法国，是亚洲税负最重的国家。

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有时政府的再分配是扩大贫富差距的。在北京、深圳、杭州等地，向公务员提供的经济适用房只有当地房价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

其次，为了扩大出口，我国实行出口补贴和退税政策，有人估计，每年等于补贴外国消费者5000亿元人民币。此外，上面已经说过的物流成本也非常高。

在这些税收的项目中，有相当一些是隐形的，有人根据税率计算出一些日常商品的含税份额：一袋价格为2元的盐，包含大约0.29元的增值税和0.03元的城建税。二是我们可以看到，近些年来在社会中某些贫困群体的状况有所改善的同时，中产阶层的税费负担也在不断加重，由此形成的新的社会矛盾是很值得关注的。这种情况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与一般的小城市或农村之间，呈现出巨大的反差。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贫富格局远不是狭义的收入分配和收入差距的问题，因此，要理顺目前我国的利益关系，解决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的问题，仅仅在狭义的收入分配上做文章是远远不够的，而是需要一系列的机制与制度建设。

因此，分析现在中国的贫富格局，需要一种更开阔的眼光。2010年，不少地区都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最低生活保障金标准和养老金标准，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对拉升城镇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的增长幅度起到了作用。

在2010年，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作狭小空间中的有限腾挪。由此可见，灰色收入对于拉大我国国民收入差距，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财政收入的大部分用来进行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建设，以及维持庞大行政机构的运转，用来进行再分配的部分很有限。如果在这些因素的调整上没有根本性的进展，利益格局失衡的状况难以有大的改观。

据媒体报道，2006年2月，山西省政府187号令就已明确规定采矿权价款的收取标准，但临汾市直到2007年10月前，仍在执行资源整合试点期间的采矿权价款标准，少收采矿权价款52.32亿元。第二、形成有效的财政监督，以及涉及到国有资产、国有资源转让环节的监督，制止财政收入的滥用和国有资产的流失。全年沪深两大交易所的交易经手费达137.56亿元，A股印花税合计达到528.37亿元，当年收取的证券交易监管费为43.47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全年人均纯收入5919元，实际增长10.9%。

但同时也要看到，这些进展和变化有着相当大的局限，即使在出现改善的领域，进一步改善的潜力其实也并不大。在一些地区，如成都，加大了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也使农民直接得到了好处。

早期农民工已经开始进入中老年阶段，许多人在打工时身体受到严重损害，健康情况很不乐观，社会保障要充分考虑这批人的养老和医疗问题。但就总体来说，我国目前财政公开的程度是很低的，真正的制度化的财政监督机制还没有形成。

第三、缩减直接投资，降低行政费用，特别是三公消费的费用，取消向公务员提供的经济适用房。世界银行在2007年的一份报告中认定，受高通行费的影响，中国成为了全球物流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